古人称“江南”今安在？唐宋人一般指吴语区

    人们印象中的江南以才子佳人、经济发达、文化繁荣而著称。那么，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，“江南”究竟指哪里呢？现代认知上的“江南”其实是唐宋人的认知，一般指的是吴语区。“江南”概念曾在明清时期又出现过偏差，吴语区意义上的“江南”，其实是晚清时期又兜回来的。

    唐前：从江东到江左

    “江南”是一个历史地理的概念，从古到今，它是一个变化的地理概念，起码一开始和今人认知里的长三角无关。战国以前，“江”甚至不是长江的专称。比如，“吴王起师，军于江北，越王军于江南。”(《国语》) 春秋时期，吴越两国从未以长江为界，两军对峙之“江”，自然不是长江。韦昭注：“松江也。”在今天浙江嘉兴附近。

    在秦汉之际，江南更多地是指长江中游的南部，为诸侯国楚国故土，主要是湖北和湖南。“春，王正月，许男如楚，楚子止之；遂止郑伯，复田江南，许男与焉。”（《左传》）昭公四年，楚子、郑伯田猎的“江南”，据我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谭其骧考证，在当时郢都附近为今长江南岸的松滋、公安一带。

    屈原《九章》中有诗句：“目极千里兮伤春心，魂兮归来哀江南。”这个江南也是荆楚江湘之地。秦汉时，个别文献也会把长江中下游以南之地都算作江南，如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：“王翦遂定荆、江南地, 降越君，置会稽郡。”

    不过，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而言, 秦汉时人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得最多的还是“江东”。长江在自九江往南京一段为西南往东北走向，于是将大江以东的地区称为“江东”。

    最早出现“江东”一词的是《战国策》，“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，昧之难，越乱，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。计王之功，所以能如此者，越乱而楚治也。”“园女弟承间说春申君曰: ……君用事久，多失礼于王兄弟，兄弟诚立，祸且及身，奈何以保相印、江东之封乎?”句章是宁波的古县名；春申君封地在吴，位于今天的苏州一带。在秦汉之时，相对江南而言，今江南地更多地被称作“江东”。

    秦江东诸郡

    古江东最为有名的典故当来自西楚霸王项羽。吴越唐宋以来给人的印象是阴柔风，上古却是尚武地区，项羽带着八千江东子弟横扫秦军，在巨鹿之战威震天下。《史记》提到了“江东子弟”“江东父老”等典故，“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籍独不愧于心乎？”

    “渡江而西”，它是指与“江东”相对的是“江西”，这个“江西”当然不是现在的江西省。它是指长江以北的安徽、江苏，即今人所称的“江北”。“江东”“江西”的概念一直沿用到东汉和三国，孙策托孤张昭就提到“正复不克捷，缓步西归，亦无所虑。”（《三国志）虽然孙策是吴郡富春（今杭州市富阳区）人，但是他们家是从江北打过来的，江东大族并不全服他们，才有“西归”的想法。

    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但是江东极早就被孙策、孙权控制，孙吴政权长期保持了地区的稳定发展。280年西晋攻吴，东吴投降，又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战争的损害。从此，经济逐步发展，为东晋和南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    古人地理左东右西，东晋、南朝之时，又常称江东为“江左”。东晋、南朝偏安于江左，故而常把江左当成它们的代词。热门电视剧《琅琊榜》背景为萧梁时期，于是主人公梅长苏就有了符合时代特色的外号——“江左梅郎”。

    东晋以后，“江左”最为重要的地理范围，又出现了“三吴”这一名词，它的说法有很多种。最早应该也是最正确的说法，来自南北朝时期的《水经注·渐江注》（“渐”通“浙”），“汉高帝十二年，一吴也，后分为三，世号三吴，吴兴、吴郡、会稽其一焉。”

   “一吴”即秦朝就设立的会稽郡，郡因今绍兴市南部的会稽山得名。由于郡治在吴县（今苏州城区），汉初别称又叫“吴郡”，如“春正月丙午，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、鄣郡、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”。（《汉书》）从此，“吴”“会”关系如同春秋的“吴”“越”一样，为可同义替换的地理名词，如《滕王阁序》“目吴会于云间”。

    东汉永建四年（129年），分会稽郡浙江以西置吴郡，治所在吴县；会稽郡治所移至山阴县（今绍兴城区）。东吴宝鼎元年（266年），分吴郡之阳羡、永安、余杭、临水，丹杨郡之故鄣、安吉、原乡、于潜、乌程九县置吴兴郡，治乌程县（今湖州城区）。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，郡也越来越多，此时的会稽郡辖地也大为缩小，基本只剩宁绍平原一带。可见，东吴以来的“三吴”基本为后世江南的核心区域，即地理上的太湖平原、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。

    唐宋：独占江南美名的两浙

    明确的“江南”概念是从唐代“江南道”开始。贞观元年（627年）二月，唐太宗按照天下山川形势，分为十个“道”。即关内道、河南道、河东道、河北道、山南道、陇右道、淮南道、江南道、剑南道、岭南道，故每道各辖若干州。江南道范围极广，治所在苏州，辖境包含今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及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贵州长江以南之地。之后江东、江左等词汇也逐渐不再为人所使用，取而代之的是范围更大的江南。

    唐太宗的道实在是太大，于是他的曾孙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（733年），在贞观十道的基础上，重新将全国进一步拆分为两直属区京畿、都畿及十三道。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和黔中道。

    安史之乱以后，藩镇割据之势已成，开元十五道名存实亡。肃宗乾元元年(758年), 江南东道又析为浙西、浙东(浙东与浙西时有分合，合称两浙)、宣款、福建四道。虽然“浙”和“浙江”作为政区名很晚出现，但在民间很早就作为地名使用了。

    东吴、西晋时期的名将周处，为义兴阳羡（今江苏宜兴）人，他的《风土记》记载了家乡的风俗：“浙江风俗言春序正中，百花竞放，乃游赏之时，花朝月夕，世所常言。”这里的浙江显然等同于后来的两浙。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，即湖南道、江南西道(简称江西道), 成为湖南、江西两省名称的起源。

    上述诸道，只有江南西道还保留“江南”之名；但中唐以来，“江南”美名却逐渐被两浙所独占。文人墨客诗词中的“江南”基本上指的是两浙。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”，“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”，这是白居易回忆浙西苏杭二州任职时的诗词。北宋词人王观在越州（绍兴）送别回家乡明州（宁波）的好友鲍浩然，写了首至今流传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名词《卜算子·送鲍浩然之浙东》。

    “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”，指的是浙东明州的春景。这说明，在外人（王观是淮东泰州如皋人）眼中，“江南”已经是两浙的同义词了。而江南西道的后身江南西路和宣款道的后身江南东路，就没有这个待遇了。

    北宋两浙路。古代的美名，往往是经济带来的，经济发达，才有话语权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说：“苏州唐以前不盛。”此语正面理解是：在唐代以前，以苏州为中心的两浙并不比全国的其他地区更发达更富庶，而从另一角度理解，即为自唐代开始，两浙则成为了中国最为经济繁荣发达的地区。

    盛唐以来，北方战乱严重，而两浙地区没怎么受到战争的影响；后来的吴越国还坚守保境安民的国策，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。杭州的发展就符合这一历史的进程，作为江南经济发展的典型，它从浙西和浙东的交界小州，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。柳永为其写出了“东南形胜,三吴都会,钱塘自古繁华；烟柳画桥,风帘翠幕,参差十万人家”的豪言。

    南宋陆游说：“朝廷在故都（开封）时，实仰东南财赋。”这说明北宋的税收已经主要依靠东南地区，全国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江南。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的谚语也从南宋时期开始流传。从此，两浙地区有了“东南财赋地，江浙人文薮”的美名。

    两浙这一地名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“吴”“浙”与“三吴”“两浙”也成了同义名词。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清廷在乌镇官人桥西设立的“督捕同知署”，又称“江浙分府（署）”，衙门两侧楹联即为“屏藩两浙，控制三吴”。“吴浙”这一名词也不能好事占尽，设立江浙分府的目的就是为了抓捕太湖流域的湖匪，当时“每聚至千人，劫掠于吴，而逃庇于浙”，这便是“吴盗浙窝”典故的由来。

    江浙分府。唐宋两浙政区对方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方言是语言发展在地域上的反映，它的分布，也大致可以看出旧政区的边界。除镇江因扬州移民演变成江淮方言外，两浙的方言基本为统一的“吴越语”，简称“吴语”（徽语往往被当成吴语的次方言，是否为独立片区，学界至今无定论）。

    明清：再次混乱的江南和名不副实的江南省

    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年），元朝设立江浙行省，辖区大致是南宋的两浙东路、两浙西路、江南东路和福建路。

   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以南京应天府和老家凤阳府为核心，打造了一个州府直接向中书省负责的政区（后因胡惟庸案废置中书省，改为直属六部）——京师，俗称“直隶”。这个政区囊括了宋代的淮南东路、淮南西路、江南东路、两浙西路，跨越黄河、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，横跨江浙、江淮、中原三个方言区，是上海市、江苏省、安徽省的前身。

    后来，朱元璋自己也觉得京师着实大得离谱，浙江又小得可怜，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又将浙西的湖州、嘉兴两府还属浙江省。但这么一来，他把传统政区给搞坏了，原属于浙西的润州、常州、苏州等地从此彻底脱离了浙江。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朱棣迁都燕京，改京师为南京，相应地，俗称由“直隶”变成了“南直隶”。

    南直隶的设立，使原本比较清晰的江南概念又糊涂了起来。《明英宗实录》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载：“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俞本奏：江南、浙西带地广民稠，税粮浩繁， 国用所资……是以永乐中特命大臣于苏、松、嘉、湖、杭、常六府治水劝农，催督粮税。近年亦命侍郎巡抚：苏、松、常则周忱，嘉、湖、杭则王瀹。二人各守方， 民情不能相通，水利不能兼济。”这里的江南仅指苏、松、常三府，杭、嘉、湖则属浙西。江南和浙西变成了对立的关系。明朝对“江南”概念的混乱远不止于此。

    明末长洲县人卢泾才《上史大司马东南权议四策》提出：“联苏、松、常、镇并浙之嘉、湖、杭、严八府，属一督抚，以保江南腹心……然其腹心，则在苏、松、常、镇、杭、嘉、湖七府之地。”这里，浙西又成了江南。福建长乐人谢肇淛所认为江南则是这样的：“今之巫觋，江南为盛，而江南又闽、广为甚。”转了一圈，“江南”概念比先秦还南了。

    清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六月《平定江南诏》载：“江南要地如广德、衢州、赣州、九江等处，或控引上流，或扼处形胜，应设镇守官员及水陆兵马。”这里的江南至少包括长江以南的南直隶、浙江、江西等明朝省级政区。不过，江南概念的混乱日子也在当月到头了。是月，清廷改明南京为江南省，设江南省承宣布政使司，驻地为由应天府改名的江宁府。由于以“江南”为名的省级政区的出现，清人更多从政区名角度来理解“江南”的范围。

    这个滑稽的江南省八成以上领地在长江以北，出现了“江南扬州”“江南徐州”等莫名其妙的政区名词。既然江南省的很大一部分在黄河以北，叫“河北”不也一样？荒唐故事还没完。1649年，清廷设立两江总督，总管江南和江西两省的军民政务。江西得名来源于“江南西”道，如今却和“江南”成了并列关系。

    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，安徽布政使从江宁府迁往安庆府。巡抚也逐步取代了布政使成为一省之长，江苏、安徽实质上实现分省。但在官方书面文件上，江南才是正式的政区名，江宁布政使司和江苏布政使司的全名，分别为“江南江淮扬徐海通等处承宣布政使司”和“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司”。

    由于江南省督抚分治，江苏巡抚和江苏布政使驻苏州府，称苏州府为“江苏省城”或“苏州省城”；两江总督和江苏布政使驻江宁府，称江宁府为“江南省城”或“江宁省城”。但是，从地图上看，这个“江南省城”管的地域基本在长江以北，真可谓名不副实。

    “江南”省名甚至一直使用到北洋政府时期，当时成书的《清史稿·李卫传》载：“李卫，字又玠，江南铜山人。”这个“江南”铜山人还把《李卫当官》的编剧给坑了。剧中一众贪官要把冒充钦差的小伙子李卫给找出来，这小伙的特征是“江南口音”。清代，铜山县属黄河以北的徐州府，那里分明是中原官话区。

    近代开埠以来，上海逐步发展成了江南第一大城市。伴随着城市的扩大，临近地区大量移民涌入上海。民间常用方言来区别移民族群，浙东的宁绍和苏南的苏常被称作“江南人”，方言为“江南话”；与此相对的，扬州为代表的淮语区移民被称作“江北人”，方言为“江北话”。

    民间层面上，江南的概念又基本等同于唐宋时期的两浙了。吴语又有了“江南话”的俗称。作为吴语区最大的城市，上海的文化影响力也不断扩大，从上世纪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始，“江南话”有时又特指上海话。（来源：乡土人文地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