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大都缺少一堂“死亡教育课”，坦然面带微笑地走

    在中国，死亡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令全社会讳莫如深的话题。大家回避死亡、恐惧死亡。而实际上，如何正确地认识和看待死亡，意义非凡。因为，当我们在谈论死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谈论生。是在思考，有生之年，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活着。“以后就算活过来了，也可以先立个遗嘱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也尊重你的选择。”方树功坐在病床边，劝一位癌症晚期的企业家。这个人既是方树功陪伴工作的一个服务对象，也是他多年的同窗好友。

    眼看着时间不多了，患者家属希望趁他现在还清醒的时候，谈谈后面房子怎么处理，孩子父母的安排等等一系列问题，但是他对任何人都避而不谈这些。家属找到方树功，希望他能去劝。这位企业家有让人艳羡的人生，企业的主营业务是研究抗癌药物。在将自己研发的药物给别的癌症患者使用时，他总是特别有把握。但他本人最后去世时不到50岁，他至死不想安排后事。“他有恐惧，也有一种希望。每个生命在这个时候，对自己的身体状态都是清楚的，但就是不愿意正视。”方树功对《凤凰周刊》记者说。

    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是一家为重症、临终老人提供义务心灵呵护服务的公益机构，方树功是创始人之一。在中国，有108个这样的团队在为老人提供服务，9年来服务的重症、临终老人多达10万人次。正是这个职业角色，让方树功看到了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形形色色个体差异，也看到了生命到头来那些最坚固和不易摧毁的根底。

    四千万老人正在步入人生最后一程

    “死亡”历来在中国的文化中都是一个较为忌讳的词，会被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的儒家现实主义积极入世的情怀所掩盖。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，是很多中国人缺失的部分。统计数据显示，患有不可逆的重病的老年人，如果不干预的话，医学上一般有10个月（280天）左右的存活期，大概和人来到世界上孕育的时间差不多。中国已经进入老年化社会，目前约有4000万重症、临终老人，他们除了需要生活护理、姑息治疗和社会系统支持外，还需要心理的慰藉和心灵的呵护。

    方树功对中国临终老年人做了一个分类，有一部分自己很快能想通，不需要外界的力量可以超越死亡的恐惧；还有一部分是自己没想通，开始折腾，脾气暴躁，有自杀倾向。方树功们服务的正是这些老人，在他们心理上特别纠结，还有刚刚得病、最痛苦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帮助。而这种帮助的方法，方树功和他的团队认为，“每一个生命都是需要被呵护的，所以我们不分析、不评判、不下定义，就是爱与陪伴。”

    “目前对临终关怀的报道，大多会写老人和家属有多么痛苦，大家面对死亡有多少的无奈”。方树功摇摇头，他的样貌斯文，语速缓慢平和，但内在自成体系，透露出多数这个年纪知识分子的气质。“每一个生命都是圆满的，每一个生命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有自我超越的需求和能力。”

    60年代出生的他，从小就信奉科技救国，哈工大毕业后，在航天系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。过去这位标准的理工科生坚定地认为，“这个世界是靠逻辑去运转的，讲求速度、效率”。现在他觉得“逻辑反而阻碍了生命和生命之间的沟通”。自从做起了这块的工作，有熟人对他这种大幅度的转变很奇怪：“你是不是遇到天灾人祸了？有不得已的苦衷？”方树功现在说起来还是忍不住笑，“都没有，甚至都没有什么所谓的道德观念，就是一个喜欢，还有一份感恩。”

    2011年方树功去养老院看望在那里的院长朋友，当时院里一大群人正在劝一位老人吃饭。眼前这位老人94岁，患有绝症，她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头发梳得很整齐。四天前她得到消息，自己最小的儿子离世了，如今孑然一身，觉得活着也没了意义，想以绝食的方式离世。

    所有人散去，方树功出于好奇，一声不吭地站在老人的房门口，直到夕阳西下，老人忽然招手问他，“有《渔光曲》吗”？方树功赶快从手机里找出《渔光曲》，音乐响起时，老人泪如雨下，她开始慢慢地讲起当年最艰苦的岁月，缺衣少食，还被敌人追击，最绝望的时候就是听到《渔光曲》中唱道：“有一张破渔网也要过一冬”时，勇敢地生活了下来。“后来她突然对我说，‘小伙子，给我一碗粥吧。’‘最艰苦的时候都过来了，我相信我可以过好自己的冬天’”。“陪伴是有力量的。”方树功告诉我。

    暴躁、恐惧和孤独

    像前文老人这种想自我了结的还是少数，在方树功的感知里，多疑、暴躁、敏感、恐惧，还有一个人走向这条路的深重的孤独感，或多或少成了笼罩在众多患病、高龄老人头上的乌云。安慰鼓励“别害怕”“会好的”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，这件事情没有经验可谈。

    2012年，方树功探访一家国有养老院，一位老人正和院方大闹，他坚持护理员偷了他一块旧的电子手表。护理小妹辩解，老人一挥手，把她打伤了。正值星期天，很多子女来看父母，听到有老人这样喊叫，院方很难堪。院长对老人表示一定帮他找到，甚至承诺给他买一块表，但老人就是不依不饶。院方没辙，给其子女打电话让把老人接回家去。子女的回复是父亲老是这样，已经换了好几家养老院了，这次不换了，让他们看着管理。

    方树功去到老人的房间，得到对方一个字：滚……看到老人气吞山河的架势，像军人出身。方树功没有任何思考，敬了个礼：首长好，有什么指示！老人眼前一亮，从贴身的小兜里掏出年轻时候的照片，开始讲他浴血奋战的历史。半个小时后他突然回敬了一个礼：对不起，我的表掉到床底下，我只是很寂寞，希望工作人员陪我聊聊天。谢谢！

    随着年纪渐长，即使当下没有疾病的威胁，很多“年轻老人”开始恐惧起了这只不知何时会出现却必然存在于前方的拦路虎。方树功和他的团队将这些老年人组织起来，成立老人心灵呵护小组，在服务别人的过程中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方树功也接触过年轻的重症患者。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性，得了乳腺癌，纠结痛苦一阵子，后来干脆不想，创业卖美容产品去了。对方发过来的照片，女孩正在录制一个节目，笑容甜美，妆容精致，丝毫看不出病态。方树功认为，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，症状相通，情感也相通，和年纪没有必然联系。谁都觉得没活够，活一百多岁的也觉得自己年纪还小。

    活得很值和不值的人生

    服务这些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，方树功时常感到自己好像也到了人生的暮年，“你突然能看到自己的人生要追求什么，会有那种跟他们一样的紧迫感觉”。他发现，尤其那些曾经有权力的人、有巨额财富的人、爱发号施令和习惯于控制一切的人，他们在面对死亡时的心理冲突会更加强烈。他们的生活经历里，已经习惯了任何事都可以搞定，可面对死亡，这种信心失效了。

    2011年，方树功结识了满头银发、全身僵硬、只有头能动的朱大姐。在他的描述里，朱大姐很美丽有风度，穿戴也很前沿鲜艳。她总爱盘问来访人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电话号码和学历情况，半年后，方树功再去看她，一见面，对方就立即报出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。朱大姐智商147，身边人称她为爱因斯坦的表妹。高考前复习了1个月上了清华，大学期间每次都是全班第一，精通6国语言。毕业后听从家人的意见去了政府机关，在国务院担任重要职位，丈夫和孩子在大使馆工作，在外人看来，她的人生堪称范本。但朱大姐却并不满意，“我这一生啊，特别不值”。她还执念于当年大学毕业后的选择，“如果还有来生，我会选择自然科学，相信我会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”。

    从病房出来，方树功不停地问自己：“我这一生最喜欢干的是什么？”回家的路上，在地铁站，他看着地铁在眼前驶过了好几辆。他感觉自己一生除了科研和管理外，更喜欢的是用爱和陪伴为生命服务。方树功辞了工作，做起了他热爱的临终老人陪伴事业。人人都希望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回顾一生，会是没有遗憾和后悔的。虽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

    方树功很喜欢的虎子大爷是这少数人之一。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躺在黄村医院的老年病房内，病情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。可即便如此，“每次看他，他都咧着嘴笑”。问及开心的原因，虎子大爷觉得，“我的命特别好”。他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人生理想。十多岁的时候，他就确立了人生三大梦想。第一个梦想，人这一辈子就得老婆孩子热炕头；第二个梦想，找一份工作，既能养家糊口，衣食无忧，同时这份工作还很自由，不受任何管束；第三个梦想，希望每天晚上能喝一斤二锅头，中午能睡个午觉。

    后来他和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孩子结婚了，结婚以后生了七个孩子。自己找了份拉黄包车的活，收入不错，中午饭点儿的时候，没什么生意，他可以睡一觉，晚上游客出游的也很少，他可以早早回家喝一斤二锅头。就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70多岁的时候，前几周突然身体特别不好，一查已经癌症晚期了。其实虎子大爷不是没有纠结过，不过总共花了半天时间，喝完一瓶二锅头，睡了一觉，全想明白了。“如果人还有来生的话，你怎么打算？”“我希望我还能拉黄包车”。虎子大爷不假思索地说。

    在不同的临终愿望中看透人生

    “我们去陪伴过将军、领导人，陪伴过特别有钱的人，也陪伴过乞丐，其实生命的本质到最后都一样，任何钱财名利地位对死亡都没有任何用处”。方树功看到，很多人往往那时候才发现自己更想追求的是什么，甚至那时候想要实现的愿望都是微小的。

    方树功也曾去陪伴了自己上中学时的团支书，在他眼中，那是个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人生赢家的角色。缠绵病榻之际，他对方树功说了五个过去想了很久却没去做的事，现在变成了一种奢望，他想在斥巨资购买的颐和园旁花园楼房的后院，种一种自己特别喜欢的小花；想和住一起的父母一块儿去遛弯儿；孩子在国外留学，希望自己去国外陪孩子生活一段时间；周游世界；放下工作去做一些自己的业余爱好。“其实他的经济能力、时间都没问题，但就是一直想着等以后再说，结果后来他发现，曾经举手之劳能做的，最后其实一件也做不了”。

    最后时刻，人有各式各样的要求，比如，有想给自己涂一下红色的指甲油，有想见自己的初恋女友。有的叮嘱家人不要做创伤性的抢救，让自己安然逝去，也有希望家属要尽一切努力抢救自己，不惜任何代价。有个老人，临终前最大心愿就是把身体上那些输液管什么的都拔掉。因自己身体动不了，只能求助旁人，但没人敢给他提供这样的帮助。一次陪伴结束后，老人忽然对方树功说，“我的人生想明白了，其实人自然而然地来自然地去挺好的。人就像粪土一样，到地上会滋润土地，土地上长出新鲜的果实，又能被人吃，所以生命是永恒的”。

    两人笑着将这一切归结为：“逝者，屎也。”“我以前老求着你们帮我把管子拔掉，让我早点死。那是因为我怕死，现在我不怕死了，其实也不用求大家了。”第二天老人面带微笑地走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走之前他自己拔掉了插在身上的一堆管子。方树功回忆，一般老人去世多数是在凌晨，但那个老人是在中午阳光正好的时候去世的。那天他没什么异样，特别开心，中午吃完饭还让家人都去休息，好像回光返照一样。

    “有人觉得那样好像挺凄惨的，但你在现场看到，就是人的生命想透了以后，他自己觉得那样走最舒服”。活着何为？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恒久不变的命题。想通这个问题，也必须要想通死的问题。因为生和死从来都是形影相随。

    方树功和大兴养老院一个70多岁的老人关系不错。老人将曾经当兵的照片放在床头，帅气阳光，如今也照样开朗。去年夏天，养老院找到方树功，说老人的状态特别不好，希望他可以来看看。“我不用你陪了，你去陪别人去吧”！老人一见到方树功，就冲他摆摆手。方树功将椅子挪了位置，坐到了他脑袋后头，老人才默允。那天，他们谈到一个问题，死亡是什么？老人沉默不理会。但方树功知道那是他在思考。

    最后他得出，“人死了以后，不管是火化也好，土埋也好，都成一堆肥料，这肥料在土里头，滋养植物，长出人吃的东西，人吃了以后不是循环起来了吗，不就是永恒吗”。海淀一家老年公寓的另一位老人则从另一面思考活着的意义。身体特别不好后，这位老人全身上下，能动的地方只有手。老人眼睛呆呆地看着天花板，呼吸很短促，一段时间后，直到呼吸均匀下来，老人叹了口气，“这辈子活着没任何意义”。

    “您这一辈子难道就没有有意思的时候？”方树功问。老人愣了一下，眼睛瞪着继而转动，像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画面，十分钟后，他突然笑了，“其实人生最有意义的是传宗接代”，继而喘了口气，全身放松，不时阖眼，感到身心舒服。这个说法同时也让方树功觉得新奇和智慧，“是啊，我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，他说完以后我真的有感觉，我自己的生命，在下一个生命里，那种DNA在奔跑，那不是生命的永恒吗？”

    当我们在谈论死亡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

    很多临终老人的苦恼是“求生不得”，而70多岁的大宝的苦恼则是“求死不能”。在社区养老院生活的他，曾经尝试过3次自杀，均无果，他觉得死是很难的事儿。大宝爷爷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事故发生在一个闷热的夏季，他决意去游泳，或许是身体的燥热逼迫，刚到泳池边他就一头扎进泳池，伴随着巨大的疼痛，30岁年富力强的大宝摔成了高位截瘫——泳池里的水刚及膝。从此以后他过着自认为生不如死的日子，甚至连正常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。

    但他还是艰难地开始了自己的死亡策划。先是骗家人说自己睡眠不好，要安眠药，每次要来的不吃，攒着，攒够一定量的时候偷偷一口吞了下去。最后被家人发现抢救了过来，人也遭了很大的罪。后来，他盘算着让人带他到山上看风景，故意弄翻轮椅从山上滚了下去，摔成了重伤，没摔死；第三次他在家里绝食，谁劝也不吃饭，但这也死不了，即使身体虚脱了，输点营养液又救过来了。

    这一路下来，大宝爷爷也折腾累了，闲极无聊之时，他开始画画。方树功记得他有一幅画很特别，那是一个巨大的汉字“死”！汉字的右下角是一把血淋淋的象形匕首。那应该是他情绪状况非常不好的时候画的。其他时候，他很爱画英雄的画像。画画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，现在70多岁的大宝爷爷，有时候觉得也挺自豪的，因为当年和他一起的健康的人现在都死掉了，而高位截瘫的他现在还好好地存活着。

    “我在想我们传统的孝道文化，撇开道德层面，它其实是让人在面对、陪伴一段生命临终的时候，更好地感知当下的生命，为未来的生命做调整”。方树功认为，这无论是对个人，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。看到生命最本质的东西，能让我们走得更长远，慎终思远也许有这样一层意思。

    “生命其实是个生态系统，它有积极的也有不积极的，有白的，有黑的，有灰的，因为都有，才是圆满的世界”。在这些临终生命面前，方树功不愿意去说什么奇迹，那是医学要去做的。这份事业让理工男方树功有了不小的改变。以前对于他来说，活着最核心的是得到社会的认可，现在他希望自己每天生活得喜悦。“现在看世界会更平和一些。遇到困难，有了一些超越的视角”。“所以在你看了这么多生命临终状态后，你会觉得，无论你未来遭遇到什么，都是能够面对的，不是吗？”（来源：南都观察 文/张丹丹）